乌普萨拉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慢。四月的校园里还有残雪未融，地面湿滑，空气刺冷，窗外的枯枝蔓延着伸进灰色的天空，像一幅潦草的黑白素描画。
时之序坐在办公室里，电脑屏幕上是两套报销系统：一套是大学自己的，一套是欧盟跨国合作项目的。两套系统之间有各种不兼容的问题，而她正被困在一张缺少收据的火车票和一张多算了一欧的饭费上，来回核对、修改。
她在这个表格上改了第叁遍。英语、瑞典语夹杂的术语让人头胀，她不得不开着分屏，用谷歌翻译对照。桌上堆着几张潦草的会议记录、两本摊开的参考书和一个空掉的咖啡杯。走廊传来几句低声交谈，是北欧人干巴巴的smalltalk，不出叁句就草草结束。
她本来打算报销曼尔默那边做田野的住宿和交通，再整理一下访谈录音。那一周她住在郊区的移民社区，采访了叁户从叙利亚搬来的家庭，记录他们如何在城市规划中被安置、被替代、再被遗忘。现在，她唯一想做的是把这堆报销文件提交出去，然后回宿舍洗头、躺尸，哪怕只是一小时。
但她打开Outlook，看见又有两个邮件未读，一个是导师催她改会议摘要，另一个是合作导师转的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心年会稿件邀请，地点在南京。
时之序盯着那行中文，忽然感到陌生。她关掉报销表格，重新打开那封邀请函，努力让自己用学术理性的方式理解这件事：会议主题与她的博士研究方向高度契合、邀请者是曾经来访学过的年轻老师、时间刚好赶上暑期休假。用英文写作久了，她的母语仿佛也变得迟钝。尤其是自那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之后。
她合上电脑，和对面正在收包的同事笑着点头告别，穿上深灰色风衣，走进缓慢解冻的黄昏。
宿舍在校外，坐公交二十分钟，再走路五分钟穿过一条林荫道。
她推开门时，屋里已经有人在厨房忙活了。
“V?lkommenhem!（瑞典语：欢迎回家）我做了饭，你要吃吗？”Eric探出头来。
他是时之序最近的约会对象，一个在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博士后，英国人，在瑞典生活多年，煮得一手好汤。Eric是典型的中产白男家庭出身，从小到大最大的创伤是十岁那年养的柯基犬去世，快叁十岁了，提起这件事来都还能眼泪哗哗流。
她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餐桌上是两碗热汤和一盘烟熏叁文鱼配烤土豆。她一边吃，一边听他讲今天的八卦：隔壁组的研讨会上，Sophie和她导师又吵了起来，他们就一个“后结构主义主体性”的术语是否能安在难民身上争执不休。
她笑了笑，没接话。Eric讲着讲着停下了，看她的眼神像是在试探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“还行，就是报销填了叁个小时，还是交不上去。”她低头喝汤，“学术界的暴力之一。”
饭后他轻轻拉她的手，吻她。动作甚至有点礼貌。
他们在一起的方式总是安静的，也从没有过争执，像两个长时间生活在极寒带的人，用身体交换温度而已。
夜里她躺在床上，背对着他，听他均匀的呼吸声。
窗外是一片冰冻未解的草地，偶尔有风吹过枝桠。她脑中却一阵恍惚，仿佛穿过一道厚重的雾，就能看见十七岁那个在岭澜老街夜里偷跑出去的人。那时的她以为，只要跑得够远，就能挣脱一切纠缠。
可她跑了这么久，绕了整个地球这么远，冰原雪地、海岸沙滩、学术年表、会议系统，甚至连做梦都在说英语了，还是总觉得自己没法融入，也没有彻底离开。她现在像两个世界的in-betweener，失了根的游民。
时之序笑了出来。
她又想起自己选本科专业的时候排除周围一切声音，坚定要读社会学的原因，居然只是因为讨厌经济学和文学，又提不起兴趣转理工科，更没什么抱负去做时岚期望的医生和律师，最后歪打正着，入了这行，漂泊到了这北欧苦寒之地。
“Eric，”她突然有了点聊天的兴致，把身边人摇起来，“你为什么学人类学？”
Eric睡眼惺忪地睁开眼，拧亮了床头的暖黄台灯，靠着床头看她。他最喜欢她的眼睛，尤其是偶尔露出的这种充满好奇的、天真孩童般探究的神情。其余大多数时候，她的眼睛像中立无情的摄像头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当然，Eric认为主要在于她很美。
“你现在想聊这个？”他耸耸肩：“我学这个嘛……因为我从小就想搞明白，人们怎么决定一个地方是不是家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问题从来不是想当然的。“
“现在你搞明白了吗？”
“没完全懂。”他摊开手，“但至少我得到了一份工作；而且，Kairos，我觉得有你的地方就有家的感觉。”
时之序习惯了他手到拈来的情话，也习惯了不往心里去。
她知道他家里几代都是学者，家里来访的客人不是文化批评家就是人文社科学者，他不用为生计愁，只用追寻自己的兴趣，所以读人类学大概率只是水到渠成。
“你呢，为什么读了这样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专业呢？”
时之序想了一会，才说：